这是初集册十三吴锡麒致尤荫的手札，虽是接到赠书后的简短问候，但“杖履春风，花竹和气”、“梅霖过后、荷气清时”之类排比句式，较之一般日常语，修辞之迹显然。这让我们联想起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评论惠特曼《永远摇晃的摇篮之外》一文时作的提醒：“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即便是惠特曼那以极简风格而著称的信，都在寄发之前经过了彻底全面的修改和誊写。”
这种艺术与实用彼此纠缠交织的情况，使文学史家备感棘手。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与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在他们著名的《文学理论》中写道：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感作用的领域并不一样；它有时扩展了，有时则紧缩起来：个人信札和布道文曾经都被当作一种艺术形式，而今天出现了抗拒文体混乱的趋势，于是美感作用的范围再度紧缩起来，人们明显地强调艺术的纯粹性以反对19世纪末叶的美学家所提出的泛美主义主张的局面。看来最好既把那些美感作用占主导地位的作品视为文学，同时也承认那些不以审美为目标的作品，如科学论文、哲学论文、政治性小册子、布道文等也可以具有诸如风格和章法等美学因素。
所以他们在为书信定性时不免左右摇摆：
在编辑作家的信札时，还会出现特殊的问题。倘若这些信札只是些微不足道的商业性便笺，是否用应该一字不漏地付印？史蒂文森、梅瑞狄斯、阿诺德和史文朋等作家的声誉并不曾因刊印出这类非文学性的信札而有所增长。还有，别人的复信是否也应该予以刊印呢？因为没有这些复信作为参照，许多信札都是无法理解的。如果这样作，许多不相干的东西就会混进一个作家的作品之中去。
韦勒克与沃伦因此得出结论说：“这都是些实际的问题，倘若没有良好的判断力和某种恒心，没有勤奋和机智，没有机缘，要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之高的要求。在书信这一小小的文本面前，文学史家居然需要投入如此之大的努力，才有可能判定它究竟是否具备“文学性”，这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这是“由于作为文学媒介的语言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媒介，特别是科学的媒介，因此在文学中就发生了由简单陈述到具有高度组织性的艺术品的逐渐转变。这样，要把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审美结构分离出来就更加困难”。不知道韦勒克是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引用了乔治·圣茨伯里（Geroge Saintsbury）有点耸人听闻的格言：“对书信的热情鉴赏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功能。”
无论是潘诺夫斯基，还是韦勒克与沃伦，他们的着眼点都是艺术与实用的区分。虽然他们都无法给出明确的区分标准，但却使我们转换了观察问题的角度：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融合无间，不正是书信的一个本质特性吗？甚至，更大胆些说，这又何尝不是中西古典文化的一个本质特性？
问题还有另一面。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在《走向绝对》的引言中说：
信件处于纯私密性和公众性之间，它已经是对他人说话，作者对此人作自我描述，自我分析，但是这个他人是熟人而不是无人称的人群。信件总是表现出作者的某个方面——但并不因此而成为亮明作者身份的透明窗户。在信中，（写信人的）经验和经历不仅通过了语言的筛选，而且还通过了收信人的目光的筛选，而收信人的目光是被写信人内在心理化了的。然而，一般来说，它并不知道第三方，将会读到信件的陌生见证者，他才是真正的收信人，唯有不经意的泄露让我们这些匿名的读信人今天能从这些只给某个人看的信件中读出点东西。
这段话，把话题又重新引回了史学语境。史学家与艺术史家和文学史家一样，极度关注写信人究竟是在说话还是在作文，究竟是在交流还是在创作，但目的不同。艺术史家和文学史家希望把创作囊括进艺术和文学的领域，而史学家却是要把它们剔除出史料的范畴，或者，是要在做出详尽的背景调查、探明作者的真实想法之后，再重新将其收入史料的库藏。
这里要判断的不是艺术，而是真实，也就是作者有没有说真话。因为经意甚至刻意为之的书信，未必是以文学表现为目的，而仅仅出于实用的需求，因此根本无须采用文学性表达，这有可能使人误认为它们一定表达了作者的真实想法。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只要看一下清人所编的各种分类尺牍集子，就可以发现，有相当多的尺牍，都具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如期望、规诫、责让、嘱托、求索、荐引等等，这样的书信，写信人不可能不顾及收信人的反应，也不可能不考虑自己给收信人的印象，因此对不同的收信人，就会说出不一样的话。这种情况十分隐蔽，但确实存在，举两个浏览所及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