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京后托芘光景尚好，惟校书度日，忙不可说。一日仅得一金，一切用度幸尚可支耳。弟在此周孙星衍少负才名，又博极群书，是以往往目无余子，以狂傲的面目示人。在陕西巡抚毕沅幕中，每每因不拘细行而为人诟病，幸得毕沅格外的优容，免于攻讦的伤害，但孙喜好冶游的行径每每喧传于众口，虽同时人未便笔之于书，后代的笔记却不会错过。此信“坐实”了这些传闻，但同时也表露了孙星衍的自我反省，以及改弦更张的决心，渊如先生以后在经史、诸子、训诂、金石等诸多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不是没有理由的。上引短短几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志了其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上引例证说明，一旦了解了书信的写作背景，那么对我们来说，尺牍就不仅仅是作者意见的表达，同时也是作者意图的表露，甚至是作者品行的表现。续集册七有翁方纲致谢启昆一札：
今此札却为两峰罗君写者。两峰三度北上，居京师前后十数年，今以邗上曾运使为之措行费而乃得归，非其专托愚为作札于老友前也，愚则亦非欲特为两峰作札也。记得昔同饭莫韵亭斋中，韵亭语及两峰之画，觉吾友意言间有不甚满许之之光景，彼时愚亦未尝细说也。两峰之画，专学杭人金寿门，作窠石梅花，非奚铁生之常作山水大幅者，然而画学之源委则其胸中透彻之至。扬州人多习见其乡所谓文章烟月者，即以诗道论之，每区浙人目为浙派，此囿于方隅者也。惟两峰则于杭人丁敬身、金寿门具有师承，丁敬身之金石，金寿门之翰墨，两峰具能得其来历，后进之士，问津诗画所必资也。即以所刻《香叶草堂诗》一卷，亦愚所手定者，虽极浅浅，然不俗也。若得此人结诗画荒居于西湖之上，与一二枯禅衲子续冬心亦谙偈子，何减云林、贞居一辈乎。且其人非书呆不晓事务者可比，又非外间游客多事干预公务者可比，即以其今此之行却不专来托画作札，亦可以见其为人。而愚之夙怀欲为之述此真意非一日矣，故因此次南归之便而致札，惟吾老友鉴之，恐吾友以为不悉尊意而漫为写札也，故复缕缕述之，以见此札之非出于其祈请耳。
此信写于嘉庆三年。是年冬，倦游京师十数年的罗聘，得到时任两淮盐政曾燠的资助，由次子罗允绍迎归扬州故里。离京前，好友翁方纲、赵怀玉、法式善、吴锡麒等都有诗文赠行。
方纲与罗聘初识于钱载（萚石）之木鸡轩，时在乾隆三十七年。此后两人相交二十余年，以诗文书画金石之学互通款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罗聘的诗集，也由翁为之编定。罗聘南归之时，英廉（竹井）、钱载都已离世，翁有感于挚友晚境凄凉，但又无力助其脱离困境，心中耿耿，为此特意致信时在浙江布政使任上的门人谢启昆，预为罗聘优容，有意托其就近照拂。因感觉谢启昆以往不甚看重罗聘，故于罗之画学、诗道、人品谆谆言之，且反复声明此信决非出于请托。罗聘于次年去世，谢则调任广西巡抚，此信未必发生什么作用，但这封幸存于世的手札，为翁、罗两人之间的友谊留下了一则感人至深的见证。
罗聘潦倒一生，究其原因，实由于未登正途，而士流对科举的无比重视，在本集诸多手札中，在在得到反映。我们看一下其中两个特别突出的例子，初集册四丁敬致张燕昌手札：
前发书后念贤友之甚。赴举吉日择于何日？虽意趣不在功名，然当念尊大人先生喜汝进学之候也。将好朱卷乘天气爽温得烂熟，入场只辨圆活秀丽一路，潇潇洒洒，一气呵成，则必得矣，不可漫然只在好古敏求上也。莫鄙老夫言之不韵，念之实切耳，千万千万。
丁敬于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不就，隐身市肆。杭世骏《丁隐君传》称其“家在候潮门外，邻保皆野人也，酿曲糵自给，未尝自异”；梁同书为《砚林诗集》作序时也说“先生擅文同四绝，诗之外篆隶镌刻各臻高妙，不肯轻与人作，遇达官富人，尤靳之”，可见士流皆视其为人清高絶俗。然而对自己关心的晚辈，丁敬却反复叮咛，务必要认真对待考试，不可蹈袭自己的旧路，影响前途。若非手迹就在眼前，几难以想象此等言语是出于“隐君”丁敬之口。
又初集册八梁同书致范永祺手札：
不意十月之二十一日二舍侄病作，似疟非疟，并非大病，一路发散，亦未误投补剂，没前一日尚不料其不起，顷刻间变陷，遂挽回无及，盖此月初三日事也。舍下自去夏曜北，舍侄之妇患毒不起，至今年夏秋节次多故，然皆不甚紧要。独此子于寒家大有关系，颇能研心经传，亦尚有志功名，冀其再得寸进，以续先世甲科，弟之愿足矣。此子亡后，更无可望，且伊一子一孙子，虽幸获一衿，未谙世故，学力未充，弟以垂暮之年，而犹欲教督其后来，理料其一切，势固甚难，然又万无恝置之理，以是一恸之后万念俱灰，百忧并集，形容枯瘁，览镜自伤，犹幸食息如常。夜间本不善睡，近则推排不去者只此一事，往往鱼目长悬，暗涙渍枕，此种情况，真不堪为知我爱我者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