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尺牍”的区分，包含两个层面，即不同的写信意图和不同的写信章法。简单做个归纳，“书”是作者打算公布的书信，因此要以古文的章法写作，而“尺牍”是作者不准备公开刊布的书信，所以行文可以随意不拘文章法度。换言之，“书”是着意经营的文章，可以编入文集传世，而“尺牍”仅仅是书写不甚经意的日常实用文字，不能入集。
周作人所做的区分，也是清人的通常看法。浏览清人文集，书信之卷多名为“书”、“启”，即可证明这一点。但是，自从宋代苏东坡、黄山谷等名家尺牍被公开刊印、独立行世以后，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原本不能“入本集”的书信反而可以“有专本”，以更大的规模得以流播，这个事实对其后书信的品评鉴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有专本”使原本无足轻重的、随作随弃的文字获得了独立传世的资格，并逐步确立了独立于古文的品鉴标准；第二，书信能否“入本集”的取舍原则，由兼顾文体和内容，日益转向忽略文章体式、独重文字内容。其结果是，“尺牍”取得了与“书”分庭抗礼的地位。乾隆间洪锡豫编刊《小仓山房尺牍》时，就振振有辞地说道：
随园先生尝谓：尺牍者，古文之唾余，今之人或以尺牍为古文，悮也。盖古文体最严洁，一切绮语、谐语、排偶语、词赋语、理学语、佛老语、考据注疏寒暄酬应语，俱不可一字犯其笔端，若尺牍则信手任心，谑浪笑傲，无所不可，故先生所为尺牍随作随弃。今冬先生过扬州，豫从其弟子刘霞裳处抄得若干，读之意趣横生，殊胜苏黄小品，且其中论政论古论文学，极有关系，在他人必阑入正集矣。
就是说，随园尺牍以文章而论，是“意趣横生，殊胜苏黄”的小品佳作，与古文只是体裁之别；就内容而言，则“论政论古论文学，极有关系”，无一不可编入文集。于此可见，随着评判标准的位移，“本集”和“专本”的收录范围已经出现了重叠。就洪锡豫的观点，随园尺牍不但可以“有专本”，而且能够“入本集”，至此，“尺牍”的身价已几乎凌驾于“书”之上，或者说基本等同于我们今天的书信概念了。如今，袁枚的书信分别收入在《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五至十九以及单独刊印的十卷本《小仓山房尺牍》中，以“本集”和“专本”双管齐下的方式留传于世间。
“入本集”加上“有专本”，极大地扩展了书信的流播，但更深刻的后果，却是对书信写作态度的影响。正如周作人敏感地意识到的：“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在写信人本人无法左右书信最终命运的情况下，随手涂抹的零笺片纸，都可能成为传世之物，成为后人品评文章甚至作者人品的依据，这使书信写作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写信人不但要考虑收信者的反应，甚至还会考虑到潜在的“第三方”——书信万一流播传世后的读者——的观感，由此，“尺牍”与“书”一样，也逐渐从“交谈”变成了“作文”。到清末吴恭亨作《尺牍》一书，强调“书牍文三忌：忌语录腐气，忌市井伧俗气，忌台阁官样富贵气”，又张大其辞道“是于文虽小道，而必变化始能奇，必神明于规矩始能变化”，已是完全视写信为创作了。文章如此，书法亦然。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颇为麻烦的问题：第一，如何判断一通“尺牍”究竟是随意的文字还是经意甚至刻意的文章、书法？第二个问题更具有讽刺意味：作者写信时究竟有没有考虑到作为“第三方”的我们的存在？
这些问题，比较详尽的讨论出自西方学者。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视觉艺术的含义》导言中首先触及了这个话题：
如果我写信通知朋友来吃午饭，这封信基本上就是一种传播手段。但是，我越强调这封信的书写形式，它就越接近一件书法作品；我越是强调我的语言形式（我甚至可以用十四行诗邀请朋友前来午餐），这封信就越接近于一篇文学作品或诗歌。
潘诺夫斯基称作为一种传播手段的书信为“实用品”，称强调书写或语言形式的书信为“艺术品”，那么，两者如何区分？潘诺夫斯基提出了他的分界标准，但同时又马上声明这种标准在实践中作用是极其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