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龙春《雅宜山色》在仔细玩味王宠与其友人留下的尺牍后，意外发现他并不像同时与后代人所概括的那样，是一个“与物无竞”的纯粹隐者。在给友人陆之裘的信中，王宠声称“一第得失，何足为轻重哉”，且侃侃而言道：“仆筑室石湖之滨，山水禽鱼足以自娱，颇有遗世之志。”但在写给长兄王守报告考取贡生的信中，喜不能自禁，至谓“痔疾全好，如无病人，此乐无量也”。即此两札，王宠言行上的反差、心理上的矛盾，已经揭露无遗。薛龙春总结道：“人的性格有着多重性，各个侧面会有迥然不同的表现。然而正因为这种性格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个体才显得更为真实。”
另一个是现代西方作家的例子。赛琳娜·黑斯廷斯（Selina Hastings）《毛姆传》写到，在毛姆以休·沃尔波尔为主角原型的小说《寻欢作乐》发表后，沃尔波尔致信毛姆表示不满，毛姆回信否认小说人物与沃尔波尔的关系，但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毛姆直言不讳地承认写的就是沃尔波尔，并且最终在1950年版的小说序言中确认了这一点。
这两个例子能够为我们所知，都是因为意思完全相反的书信恰好被同时保存了下来， 这些“意外”造成的巧合，都是对史学家有力的提醒，书信既可以拨开、也能够遮蔽人性与史实的多重面纱，当我们依据书信重构人与事之真相的时候，务必不可忘记其中潜在的危险，无论书信以何种面目呈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在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之后，才能用于证史。
至此我们已经明白，对前面提出的两个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未必能做出确定的回答，因为能否查清书信的写作背景，取决于机遇。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书信虽为戋戋细物，却是最能引导我们不断思考历史、文学、艺术之本质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