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书父梁诗正雍正八年一甲三名进士，乾隆十四年兼掌翰林院、官协办大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卒谥“文庄”，此所谓“先世甲科”。同书出继诗正兄启心为后，他本人虽于乾隆十七年特赐进士，散馆后授编修，再擢侍讲，但启心殁后即引疾不复出，放弃了仕进。同书弟敦书有二子玉绳、履绳，皆早负才名。玉绳精史学，得钱大昕激赏，而年未四十即决意放弃举业，专心著述，步了同书的后尘。履绳则锐意《左传》，且于乾隆五十三年中举，信中所谓“颇能研心经传，亦尚有志功名”即是指此，所以梁氏承续家族功名的厚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也因此，年仅四十五岁的梁履绳于乾隆五十八年突然因病身故，等于断绝了梁氏维持门第的全部希望。信中一再诉说“万念俱灰，百忧并集，形容枯瘁，览镜自伤”、“鱼目长悬，暗涙渍枕”的苦楚，真情流露，足见履绳之逝对梁同书的打击之大。
丁敬一介布衣，梁氏两代学士，但不论他们出身有何不同，对自身的进退出处持何种态度，一旦涉及家庭、友朋，对科考正途的绝对重视，则毫无二致。除了上引两札，集中语涉举业的信件不在少数，这些手札，分别读来，只关联个别人物的交谊，或一家一族的悲喜，合而观之，则科举制度对士流生活的巨大影响，就完整而鲜明地凸显在我们眼前了。
退一步，如果我们从探赜索隐的史学语境中抽身出来，纯粹就辞章、书法的层面，对尺牍分读、合观，这两种鉴赏品评的角度，同样会带给我们分别不同的印象：前者好比个人风格的特写，具体而微，后者犹如对一时代士流整体风尚的长镜扫描，虽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缺，但呈现了一种宏大的景观。把这两种认识结合起来，见微知著，于《手札》丰富的内蕴，必能够收获更多的发明。
现藏上海图书馆的庞莱臣旧藏手札，自左至右：全祖望手札、伊秉绶手札、陈洪绶手札、金农手札、洪升手札、傅山手札。
三
对书信的品评鉴赏，导致了手札的收藏，也引发了手札的刊印流播。历代书信的刊印流播主要依靠两条途径：一是刻书，以传布文字为主；二是刻帖，以再现墨迹为重，并存文字。清代也是如此。若仔细考察清代传世书信文字的具体情况，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清人通常所谓的“尺牍”，与我们今天用以指代全部书信的“尺牍”一词，意思并不完全相等。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尺牍”仅指较为随意的私信，尽管它们在数量上占据絶对优势，相对较为正式并可以公开的书信，则称之为“书”。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周作人《序信》一文有具体的说明：
书即是韩愈以来各文集中所录的那些东西，我说韩愈为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这种文体原是“古已有之”，不过汉魏六朝的如司马迁杨恽陶潜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后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实意也。宋人集外别列尺牍，书之性质乃更明了，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辞，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从这里变化下去，到秋水轩是很自然的了。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不大能够生长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