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260家作者，自生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的恽本初起，至生于1805年（清嘉庆十年）的姚燮止，其间绵延约二百余年。以这一历史时期的存世手札而论，这部集藏尺牍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例如，清道光间海盐吴修辑刻的《昭代名人尺牍》，计二十四卷六百余家七百三十余札，数量虽多于此集，而其底本则分别借自梁同书、张廷济、潘奕隽、钱泳、孙星衍、阮元等四十余家收藏，非一己之所有，两相比较，即可见虚斋的汇聚之功。
至所谓“名贤”，自范永祺以还，始终有严格的标准，声望自然不可忽略，而品节更为重中之重，钱大昕所谓“其仕宦显达而为清议所斥者，翰墨虽工，弃勿録也”，正是指此。反之则不然，品节为世所重者，即使不以辞章翰墨名世，其手书仍然会成为收藏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如集中唯一一件并非尺牍的墨迹，就出于康熙间以清廉著称的名臣陆陇其之手。这种“迹以人重”的标准，可以说代表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主流品鉴观念。
当然，尺牍之得以被收藏的一大原因，毕竟在于它是书法尤其是行书艺术的主要载体之一。《手札》汇集了明末至清道咸间诸多书家的墨迹，其中，傅山十五札、梁同书二十札、王文治二十一札、阮元十六札，在传世集藏尺牍中尤属荦荦大观。这些手札，对研究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参考价值，自无须申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墨迹本身，手札文字内也包含有关于书法的有趣议论。在给弟子陈文述的信中，阮元写道：
外附去拙论二篇，其论书法颇自矜，以为非今人所及知。在京时桂香东持示诒晋斋，诒晋斋为之摇首。然自从一见此论，即不写欧字，骤变而写虞，良由不肯破除晋派，亦自知欧非王出，尚不以此论为全谬耳。至于北派书法，近今惟高爽泉天分学力足以名家，其将来成就身份揔在山舟、梦楼两家之上，特无位且名未显耳。乞以一帙示之，并道区区之意，使从吾说而无疑者，实有能手，不亦美欤。
这段文字涵义丰富。阮元在嘉庆十六年前后作《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以为欧、褚旧规源出汉魏古法，实乃书法正道，因之不遗余力地推尊北派碑学。但是，虽然阮元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颇自矜许，同时人却未必有多少认同，因而反响寥寥。从这通手札可以看出，阮元实际上极为关注时人对自己理论的反应，所以当得知成亲王看了《南北书派论》之后，虽未首肯，但由写欧骤变为写虞，事实上等于认同了自己的观点之后，特地写信将此事告知了陈文述。同时，他又在信中对步法欧、褚的高垲（爽泉）作出了极高的评价，预言其将来的成就身份将超越梁同书、王文治。当然，阮元不会意识不到书法品第与书家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仅仅凭借技艺是不足以得到承认的。事实上，无论书法成就如何，“无位且名未显”的境遇，就注定高垲绝无可能在书史上得到阮元所期许的地位。
上举阮元手札，实际上已体现了尺牍另一方面的价值，简言之即史料价值。对于史学家来说，尺牍在这方面的价值仅有日记差堪比拟，因为尺牍作为私人通信，同日记一样，往往保存了作者不欲公开的真实想法，由此可以使研究者挖掘出在公开文字中难以显露的背景信息，互相参证，调节甚至校正观察史实的角度，从而对相关的人物和事件得出更准确的结论。阮元对高垲的评价即是一例，还可以再举一例：
鞠翁人谓其才胜于德，余谓其德胜于才，以彼朋情世故，并非大险，即操守在前三十年算是廉吏，惟事极颠倒错乱，才不足以定之。即如苇荡，愚者不为，而受人欺，竹香之事，大舛不顾，大漏不塞。苏家山若非泰山之雨，必误全漕。方荣升案，如果虚心依我言在江宁密访，可早破三个月。凡此皆余与四年共事而知之者。彼其转败为功，因短见长，皆时运为之，非才之故也。
信中“鞠翁”即百龄，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嘉庆十八年拜协办大学士，官两江总督，阮元在漕运总督任上曾与之共事四年。百龄身故后，时人有“才胜于德”的评价，而阮元的看法则完全相反。他在信中列举苇荡、苏家山、方荣升三案，说明百龄处理公事极为颠倒错乱，其能得善终，实出于运气，与他的才能无关。这种议论，可想而知，是决不可能形诸公开文字的。无论阮元的看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对于后代史家更客观地评价百龄的功过，无疑是有帮助的。
私信中的言论，既有作者对他人的臧否，也有作者针对自己的评价。初集册十三孙星衍致许兆椿手札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