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美术史叙事毕竟以理性为主导，需要控制情感。叙事主体因气质个性、偏好、趣味、与叙述客体的某种关系等等，可能融入过量的情感，有意无意抬高或贬损客体的现象屡见不鲜。过多的感情化叙事，被称作“滥情”。如当代一些艺术家传记，写谁就只说谁好，修饰拔高，没有分寸。滥情的产生，与叙事主体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积累也有很大的关系，与叙事过程缺乏横向和竖向比较有关。当代艺术评论中不乏滥情现象。如谈论焦墨画家，先认定焦墨画是水墨的“最高境界”，继而认定某某是焦墨画家中的顶尖人物，总之，好到头了，不留一点余地。设定焦墨为水墨“最高境界”就是个伪命题;叙事者缺乏对焦墨历史的熟悉，叙事过程缺乏对古今焦墨山水的比较——如与明末清初焦墨作品的比较，与近代焦墨作品的比较，对笔法质量的比较，格调趣味的比较等等。有些作者，善于把一些小事铺排成整体叙事，把历史叙事当成写故事文学，任意渲染夸张，加入过多的想像因素。这是滥情写作的突出特征。艺术鉴赏需要感知力，需要体悟和直觉，但这些不能成为滥情写作的理由。
鉴赏艺术作品需要进入历史情境，进入作家作品的处境、状况、情态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叙事客体引发叙事主体感情上的共鸣是自然而然的。但这些都不应当影响理性的把控。西方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克莱夫·贝尔就认为美术史家可以先欣赏作品，可以先动情，哭都行，但继而要冷静下来，去分析、去理解、去说明。潘诺夫斯基认为，感情和理智在美术史家的内心中，应该是互相渗透、互相限定、互相修正的。我在写作中时常遇到情理矛盾的状况，写同时代的熟人、师长会遇到，写古人古事也会遇到。对历史人物，我们也会偏爱，有不尽相同的情感态度。中国美术史以绘画为大宗，宋代以降的叙事对象主要是山水花鸟。叙事者的偏好、鉴赏经验引导自己的情感态度向某一方向倾斜，导致客观把控的失衡，是常见的事。此外，传统画史画论重视对作品的品读——品评、品味、品鉴。品读是带着感性的观看，也是优劣位级的评定过程，总之是情与理交织的精神活动，或者说是理性的直觉把握。品读过程包含的偏爱不是过错，甚至是美术史叙事所需要的，因为在与作品发生共鸣的情境中，叙事者才展现出情采，写出独特的心理感知。这里惟一重要的是分寸把握。所谓分寸把握，不仅是对叙事文字的把控，也是对自己个性与心态的把控。叙事主体偏于逻辑思辩型者，长于理论预设与细密的理性分析;偏于文献知识型者，长于知识的梳理与叙述;偏于感性领悟者，则以敏锐的直觉见长。女生敏于感性者多，男生相对理性者众。当然，每一类型还有气质、才能、功力的千差万别。作为叙事主体，应当了解自己，把握自己，做到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