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刺绣历史，唐宋是刺绣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唐以前刺绣以实用绣为主流，内容以各类具有礼俗意义和吉祥色彩的图案为主。晋唐以后，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这两种艺术形式成为社会所标榜的最高艺术。随着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文人的爱好和趣味直接影响到工艺美术各门类的发展。北宋刺绣之作有实用品，但朝廷尤致力于绣画，即以刺绣工艺模仿书画作品，提升刺绣的艺术境界。据《宋史·职官志》记载，汴京宫中文绣院专管刺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细致的分工显示朝廷对绣画方向的准确导向，刺绣工艺自此成为与书画艺术并行发展的一门工艺美术。
一门工艺越是在功能和形式转型时期越能体现其新观念释放出的巨大创造力。在实用绣向绣画的转型过程中，刺绣工艺为适应书画多变的语言，自然需要针法的精细化。同时，对绣工的要求就不仅仅是手上功夫，还要具备读懂书画的布局、线条、晕染、配色、词章、款识等艺术语言，具有领会名家名作艺术奥妙的鉴赏力。总之，这些都是关联艺术创新能力的基本素养。明代董其昌《筠轩清秘录》记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针法、劈丝、配色之细腻和精严，较之实用绣则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绣画的风头已经压过了实用绣，此后历代刺绣工艺名家都是在绣画这条路上施展各自的才能，为各自的时代留下不少佳作和佳话。元代赵孟頫夫人管道升用刺绣针法生动表现文人画的淡雅萧疏的意趣，她所绣的竹石图被视为当时的文化风向。管道升的传世佳作《十八尊者》刺绣册页更是让我们可以一睹宋代绣画的遗风。明末韩希孟作为上海“露香园”顾绣的代表人物，以名家手笔为蓝本绣画，多摹绣宋元名家名画，以针代笔，刻意效仿，深得名家笔意，达到画、绣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其最大贡献就是使绣画进一步文雅风流了，少了“匠气”和“闺阁气”，董其昌因此赞誉她为“针圣”。清末沈寿所生活的时代在视觉艺术方面有了新内容。当时欧洲和东洋的造型艺术形式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油画、摄影、水彩、版画、素描等新艺术形式以鲜明的立体形象冲击着国人的视觉神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人的审美习惯。沈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时代新风，首先她选择油画和摄影作品为刺绣范本，尝试将传统针法灵活服务于西洋美术的光影传真，大胆创新，使传统技法焕然出彩，创立了“仿真绣”。她还在南通刺绣传习所里破天荒地开设了图画写生、素描等西洋美术课程，融汇中西艺术趣味。“仿真绣”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刺绣艺术在近现代出现华美蜕变。
从管道升到韩希孟，将传统女红针法用于表现书画笔迹，需要做大量工艺语言的创造性转换，同时还要将绣工的个人素养提升到一个接近文人艺术家的水平。沈寿创立仿真绣，极大地拓展了刺绣针法的表现领域，使中国刺绣艺术具备融汇中西艺术菁华的能力，从而走出国门。此后还有吕凤子、杨守玉、任慧娴创立并实践的“乱针绣”，打破了刺绣工艺的严谨刻板面貌，使刺绣针法显出自由风度，其表现力也显得更无穷尽。
如同戏曲导演和演员将剧本搬上舞台进行演出，绣画也属于类似的“二度创作”。“二度创作”过程中如何把书画语言变成刺绣工艺的语言来表情达意最为关键。这个创造性转化首先需要艺术理解力。中国书画以线条为骨，水墨为肉。任何一根线条看似简单，其实都是圆的、立体的，它的绝妙之处在于浓淡、干枯、松紧、轻重、缓急、转折等对立因素中既具描绘物象的形的作用，同时还有表现物象甚至画家本人的精、气、神的功能，甚至还有明晦、空气和旋律在其中。所以，书画线条作为艺术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西洋油画的形象块面、光影、条件色等也是它独有的艺术语言。一个刺绣艺人在进行“二度创作”时，必须从艺术语言入手深入理解中西艺术家的匠心，否则，就容易出现市面上常见的线条刻薄、虚实不分的刺绣书画，或形象扁平、空间压抑、肤色如火鸡的刺绣油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