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世上什么事情都在变，人的情感不变。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内心最深处的波动是一样的。而且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反映出整体的不同部分。看到了别人的善其实是我们的善，看到了别人的恶，其实是我们也有恶。《极花》中写那个叫胡蝶的女人，何尝不是写我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呢？
贾平凹新作《极花》，发表于2016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他以为要写四十万字的篇幅，却只写了十五万字收笔。是故事并不复杂？还是与作家的年纪有关？总之，贾平凹在写作中用了减法，他似乎试图把一切过程隐去，试图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于是《极花》成了他最短的一个长篇，也让他收获了另一重经验。
《极花》中的极花，是冬虫夏草，它在冬天里是小虫子，而且小虫子眠而死去，在夏天里长草开花，要想草长得旺花开得艳，夏天正是好日子。
他喜欢在夏天里写作，他觉得自己如热气球般越热越容易飞起来。《极花》正式起笔于2015年的夏天，这个时候，先前他觉得不自在的文字变得得心应手，他曾经的激愤与悲哀变得从容平和。
《极花》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妇女拐卖事件。小说的主人公胡蝶无意间落入人贩子手中，几经周折被卖到西北的一个小山村，她在那里经受种种折磨后,公安部门营救了胡蝶。然而胡蝶的命运因此彻底改变，她变得性格孤僻，少言寡语，她经受着周围人的冷嘲热讽，最终她选择继续回到被拐卖的地方……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在阅读《极花》后提出问题：在长篇小说一步步远离社会和时代的今天，胡蝶们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却是：胡蝶们在文化巨变的时代潮流之中，她们能够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从她们身上能够体验到现实的困厄吗？我们从她们的体味中能够嗅到未来文化与文明的胎动吗？
这也是我们迫切想知道的。
读书报：您对于农民进城的思考在《高兴》《天气》等作品中都有体现。那么在《极花》中，您的思考是否也有进一步深入？
贾平凹：现在的城乡在一起互动着，已经无法剥离，问题复杂得无法想象，你得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思考，才能了解和看懂。这个时期的写作，如果还是写现实吧，材料极其容易，什么都可以写，主要是怎么写才能使你的心和笔得到自由，怎么写才能有你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读书报：《极花》的某些精神气质，和之前的《古炉》《老生》一脉相承。《古炉》中用剪纸艺术复活飞禽走兽的蚕婆，来到《极花》中成了剪纸上瘾的麻子婶。对于这些民间形态的表现，成了您作品的标签。除了生活中确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承担着怎样的使命？
贾平凹：陕西北部以及山西、甘肃一带的高原上，是这几年我喜欢去的地方，那里的剪纸是天下闻名的，无数的艺术家都去过，有了相当多的作品，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在那里能产生这些东西而形成他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在那样的环境中人之所以代代繁衍，神的力量在如何支配作用？现在的城市被科技控制了。
读书报：那位半张脸被胡子窝住的老老爷，更是超乎一般的神人。他画的星相图，有什么格外的意义？
贾平凹：书中所写的老老爷，他是乡村的智慧，他的那些怪异，其实是人活着的原本的方法。
读书报：为什么在《极花》中，一再出现那么多笔画繁多的生僻字？从《老生》中的《山海经》，到《极花》里的禅语，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些被您直接植入作品，总担心对于读者来说太过高深。比如“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能谈谈您的用意吗？
贾平凹：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而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知道它们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形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而在家里设个灵堂，或者象征性地烧几张纸钱，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我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的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