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本土实践性的教育话语尚处于成型期，这除了我国教育科学起步晚的客观历史原因之外，应归结于“西话中说”的教育研究现象中研究者用“他”之话语言“我”之实，致使理论话语同研究实际、研究者相脱离[23]。因此针对当下国内教育研究的话语中移植有余而本土生成不足，理论话语丰盈而实践话语缺失的实况，教育智库应在本土实践性教育话语的建构上有所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的“教育研究委员会”从一个不起眼的科研机构发展至今天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性教育智库，它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客观中立的实证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时，本土教育实践当中存在的不公平、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国家教育与国际教育之间的差距都能够得以清晰客观地反映。该智库以“改进学习”为其总的发展目标，而具体组织发展目标分别指向学习者、学习工作者、学习场所和学习社会[24]。教育委员会围绕此四个组织发展目标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通过研究成果的发表及进行项目评估等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满足受教育者需要的教学方法，大力促进教育实践的发展。在人才建设方面，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以多种渠道选聘和培养了一支高度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有一批学术领军人物和国际知名的专家，这保证了教育研究委员会有能力进行科学的教育研究，且能形成影响力大可行性高的研究成果。美国智库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智库建设要倡导“百花齐放”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类型教育智库的相互竞争中，为教育实践矛盾的解决提出最佳行动方案。如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该教育智库通过设立各种研究委员会，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它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为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本科教育改革提供了蓝图[25]。因此，一方面教育智库要借助其高度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对教育实践进行符合科学性的客观研究，从而以“有用的”研究成果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积极发挥其在研究者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教育智库在为政府部门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议题方案的同时，也就提供了政策交流的平台，这更有利于形成符合教育实践、满足百姓所需的教育政策。
教育智库的出现为本土实践性教育话语的建构提供了土壤环境，而国际教育智库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我们建设一批功能更加齐全的智库。这要求我国教育智库建设要借助国际比较的方法，在现代化和传统之间、科学性和人文性之间、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域外和民族教育的发展史中寻找本土化教育话语建构的路径。具体来讲就是教育智库所形成的教育理论并不是“听来”的，也不是“想来”的，它应该是“可靠的”、“有用的”，并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即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对实践进行了客观科学性的研究基础之上的。由于智库在传播国家价值理念、凝聚社会共识、引导国际舆论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26]。因此，教育智库在构建本土化实践性的教育话语时，应该以一种适合于人民群众语言习惯的话语形式进行言说，说百姓之所需，言百姓之所想；而不能仅仅言说一套自我满足的、脱离百姓所需的“理想”话语。加之当下我国的教育改革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它势必增加了教育实践矛盾解决的困难度。这种客观实际要求教育智库在形成主导性的教育话语时，要建立在对教育实践的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而不是进行随机的和碎片化的“专家论证”形式的研究[27]，从而导致教育理论在解决教育矛盾时要么缺少可行性，要么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致使二者以分离状态存在。
总之，当下我国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标志着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中研究者和政府的交流沟通有了第三方机构，它为教育研究的话语范式由理论走向实践提供了契机。再者教育研究的话语是“抽象化”、“虚拟化”了的人类教育实践，它的产生有特殊的历史语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格言。因此目前中国的教育实践才是教育智库本土实践性教育话语构建的基本的逻辑起点，而教育研究回归教育的生活世界也是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所倡导的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