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遗产日”。6月14日是今年的“文化遗产日”，今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题是“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 提出的口号是“保护遗产留住乡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在这一段精准却略显繁琐的定义中，“代代相传”、“创新”、“认同感”、“历史感”等能帮助我们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所在。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丘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传说时期，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积累、留存下的非物质文化遗存灿若繁星。从2006年开始，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保护工作正式启动，层级向上申报。截至目前，我市文化部门已经连续公布三批商丘市市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9项，其中国家级项目3项，省级项目27项，市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99项，县级非物质文化名录354项。
产业化的生力军
走在在毗邻市政府的长江路上，“泥人李”、“刘腾龙”以及天工麦草画等店铺在一众装帧现代的商铺中散发出独特的古朴气息。一尊泥塑、一支毛笔、一幅麦秆画，可观赏、可使用，这都是浮在表面的使用价值。你若有心探究，从工艺的流变、到老一辈手艺人的“传奇”，每个店主都能娓娓道来一段生动的家族故事。“天时地利人和”，少了哪一样，它们也许将悄无声息地湮灭在时间的荒野之中。
“泥人李”泥塑世家来自柘城县远襄镇，传到今年61岁的李秀山手中已经第三代。如今，“泥人李”主要经营工作由第四代传人、80后的李亚伟负责。他和妻子均是名牌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生，在经营理念上更有着独到的见解。决定子承父业后，李亚伟潜心提高技艺，对“泥人李”的用料、用色、造型等都进行了大胆改进。“我父亲是将泥塑作为艺术品来创作，经常是用数月时间打磨一件作品，等待慧眼识珠者。我和他的观点不太一样，我将泥塑作品分为工艺品和艺术品两种，希望能用更多的产品为现代人的家居装饰增添一些雅趣。”李亚伟对泥塑作品有自己的看法。如今，“泥人李”的年产值达数十万元，经常到上海、北京等地参加展销会，带去的数百件展品总是供不应求。“我们的产品很对一线城市消费者的胃口，他们来买就是图自己喜欢，几百元的价格也觉得很合适。”看准这个商机，李亚伟决定抓紧把网络商铺开起来。他还根据当下流行的审美在开发自己的新系列。
百年老号“刘腾龙”笔庄在长江路落户较早。刘腾龙笔庄的产品从选毛到成品需要80多道工艺，每一道工序环环相扣、步步紧跟，全凭工人的经验和技术。刘兰亭告诉记者，这些工艺流程和口诀等，只是能看见的皮毛，看不见的是隐藏其后的师徒规矩、做人从业的道理和学问，所有这些构成了刘腾龙笔庄的灵魂和独特的企业文化。在传承的道路上，“刘腾龙”显得更加传统、老派。笔庄的产品售出后，若用秃了、用旧了，消费者还可以到店铺里修理、更换。这在日常消费日益“一次性化”的今天非常难得。
文化产品扎堆长江路是一个信号。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眼界日益开阔，审美趣味却日趋复古。茶道、香道、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正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保护路上的隐忧
人们因为共同的文化，凝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理解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尤其是一些传统民俗、舞蹈、戏剧等项目，多形成于农耕文明，依赖于其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随着新一代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随着发源地乡村的“空巢化”，一些项目的传承可以说岌岌可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麒麟舞自明末产生以来，一直流传于睢县蓼堤镇大刘寨村。随着传统祭祀仪式的消失，这种源自宫廷、很有仪式感、表现力的演出间断了数十年。2006年春天，睢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到大刘寨村组织挑选了20多人，在传承人冯敏义、韩世营的指导下，学习麒麟舞。经过长达两个月的集中培训，终于恢复了这一演出形式。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赴南方打工，已经组建的演出团队一度人员流散。尽管拥有响亮的头衔、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每年能获得1万元的津贴，但这在很多年轻人看来远远比不上坐在流水线边上能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另外，“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民间舞蹈、民间戏剧等等，只在很小一块区域流传，出了这块区域，能欣赏的老百姓就少。这也是很多项目只能停留在抢救性保护层面，无法推向市场的主要原因。”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纲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