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与一些小巧的案头摆设相比，虞定良雕刀下的动物常常被放置在大自然的情境中，意境深邃又富有韵味。本来以动物题材来表现当代生活难度很大，但虞定良通过巧妙的创意和设计总能找到当代理念与自己熟悉的动物形象之间的结合点。比如《大山情》系列作品8件，分别以狮、鹿、马、熊、象、猴等多种动物在不同境况下的生存状态，呈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呼唤人们要增强环保意识。与牧歌式的小品情调拉开距离，虞定良在木雕动物造型的探索上，开创出更见内在品位和视觉审美的独特风格。
虞定良——
对话
雕刻动物难在结构准确
广州日报：有人说，看人物雕刻的诀窍是看脸和手，那么，动物雕刻的难点又在哪里？
虞定良：传统人物雕刻，人都是穿着衣服的，要靠裸露部分的脸和手表现动态和神韵，其结构是否准确，神情是否自然和生动，最考作者的功力。所以，没有衣服遮盖的人物裸体造型和表现是最难的。而动物就好像“人物裸体”，除了肌肉，它的皮毛，包括每根筋节，都必须结构准确。民间工艺中动物题材很多，但专长做动物的人比较少，就是受限于结构和基本功的问题。结构的问题解决不了，很多东西就没有办法做。
广州日报：您的木雕作品，不仅将动物雕刻得栩栩如生，而且很多都是大型的群雕，加上衬托动物的峰峦叠嶂、花草树木，显得更有气势。这样的作品比单个人物或动物的小品作品更难吧？
虞定良：传统的黄杨木雕主要采用圆雕，多是小品之作，放在案头摆设。但我做的主题性大型作品，一件材料就两三百斤，做成群雕，就需要在构思、立意的时候设计情感和主题，考虑疏与密、开与合的关系，考虑视野，考虑作品的高度和观看的距离的关系，此外，镂雕和圆雕的结合还要考虑透视光线的层次感。
只有在所有的关系都思考成熟后，我才会出泥稿，再去雕琢。好的材料来之不易，必须理解透了这个材料才能动刀，我“放”材料最长的时间是17年，不去动它。
广州日报：就“理解材料”方面，您有哪些心得？
虞定良：材料是先天的，它们的生命比人长，像黄杨木的树根是几百上千年，每个根、藤都有生命；作者要发现材料的美，这是后天的，所谓创作是后天符合于先天，是我符合于材料，而非材料符合于我，是用我们的手艺来符合材料本身的愿望，而非把我们的手艺强加于它之上。现在很多做木雕的人，一开始就搞错了，把手艺和材料本身的生命分离、割裂了。
我曾遇到这样一块材料，整个树根弯成180度，有些地方几乎断掉，只有丝丝缕缕的连接。这块材料让我立即联想到大自然的灾难，比如龙卷风、火山爆发等造型，于是我在创作时就“符合于”它，做了几只动物，它们好像看到了自然灾难的来临，惊恐大叫，而小动物则紧紧偎依着母亲。其他部分，我就保留了原状，看上去像是台风来临的样子。
广州日报：既要造型准确又要艺术变形，其中的“度”如何把握？
虞定良：艺术品不是自然的重复，更不是生活的再版，而是作者心中认知的幻化与物化，将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和动物，独特展现出来，这是精神的创造。比如我的作品《珠穆朗玛》，初看是一座崛起的山峰，细看却是一头躬背的卧牛。这里牦牛的造型就用了夸张的手法，牦牛身上的毛拖到了地上，像雪山的融化，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没有艺术感觉的话是做不好的。艺术形象比生活的原形更概括、更提炼、更典型，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恪守“师造化，夺天工”这一艺术规律。“师造化”必须尊重客观事物，要做到“无我”；而“夺天工”必须做到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关键要做到“有我”。
原作最用心 复制品也有价值
广州日报：收藏黄杨木雕，是否也有原作和复制品的区别？
虞定良：我自己也会复制成名作品，但基于手工雕刻的属性，数量不可能很大。对于这样的复制品，我想说的是，第一件作品肯定是最用心的，但后来的复制品，具体到用刀和线条中，也很灵活，每一笔都是有变化的，其艺术价值仍然很高。这就是手工的意义。
不过，有些数量很大的雕刻作品，就要注意是不是机器雕刻的。包括我们现在的红木家具也一样，上边的图案如果用机器、电脑雕刻制作，能够批量生产，其收藏价值就下降了。
广州日报：如何甄别机器雕刻与手工雕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