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你的创作很多都源自历史事件，是否更依赖于资料而非实际经验、调查?
肯特里奇：其实我研读的历史文件资料与自己的生活经验、心理历程之间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而在成长过程中，我亲见到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希望有朝一日种族隔离制度会终结，大家会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保持关注。所以我的创作不仅仅包括资料历史，也有在我成长过程中积累的感情与思考。
有时候其实只需要一个词、一个图像就足以在工作室里进行接下来的工作，举例来说，我以前读过一个故事，主人翁制造了一台完美的演唱机，唱歌的时候带有充沛的感情。于是这个线索就足够，我接下来花了很多时间去构思有感情的机器会是怎样的。
日报：最早的时候你想做演员，后来却用自己的方式留在了舞台上。剧场为什么这么吸引你?
肯特里奇：小时候我就被舞台上的戏而吸引，演员需要控制自己的肢体，用合适的方式去表达脑中想法。而绘画也是一种使用身体的形式。
我有的项目呈现出舞台的样式，有的停留在绘画阶段，有的起源于图画最后成为了戏剧，而有的则由剧场最终凝固成绘画，我认为这所有一切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绘画。比如，和歌剧院合作，背景幕布有13米宽、15米高，整个交响乐团现场演奏，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画布或者画纸，还有演员的动作、音乐、图像——剧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日报：在你的作品里，常常很难分辨哪些内容是源于你的内心，哪些内容是在反映真实世界里的事情。
肯特里奇：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我的影片通常既有个人的故事，也有公共事件。有的时候，在宏大的社会灾难或环境之中，私人的情感显得尤其突出。有的时候，我就会用描绘社会图景的方法来传达个人的愤怒或悲伤。比如，在一个影片里，展现了一座楼房的坍塌，这可能起因是约翰内斯堡真实发生的事件，但同时也表现了事件本身对某个人内心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从公共转向私人的动态趋势是艺术自身所特有的，我常常无法预料。我无法判断哪个会先来，哪个会后到。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写日记，记录下每天周遭发生的事情，如果哪里发生了地震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会令你感到非常难过。而如果是在隔壁房间里母亲去世，那么这对你而言要比在地震里死去的人令你更加难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艺术作品有时候可以区分什么是对自己而言更重要、对别人而言无所谓，以及什么是包含了整个社会，同时却更贴近个人感受的东西。我就大概是从后者的角度来思考创作。作品里探讨的远不仅仅是电影本身，而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