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礼拜“俄罗斯人艺”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钦差大臣》在上海大剧院的两场演出令人“惊艳”。说“艳”当然是因为确实好看，尽管看戏时头要像拨浪鼓一样左右摆动看字幕，才能勉强跟上台上俄罗斯艺术家们纯正的俄语表演，但完全没有到挑战魔都观众强大接受力的程度，台下该笑笑，该拍手拍手，什么也没耽误。说“惊”，是观剧感受完全出乎意料，就好像BLIND DATE说好是一位中年绅士，结果却来了个标准“小鲜肉”。这么说，是因为首演当晚，恐怕大多数人都是怀揣着膜拜斯坦尼（奠定了中国话剧现实主义表演的科学基础）和梅耶荷德（提出了与写实主义戏剧分庭抗礼的假定性戏剧理论）去的，结果居然还看到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在现场你会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一部散发着霉味的古董剧，而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当代作品。说得夸张一点，俄罗斯人179岁的“钦差大臣”掷地有声地给中国当代戏剧上了一课，这一课的名字叫作“always young”。
这年轻的味道并不是那种轻浮放浪的，而是像“秘密花园”一样，有着“规矩”的底子。切普洛夫副院长告诉中国媒体，魔都观众看到的手绘背景是果戈理亲自设计、1836年 《钦差大臣》在俄罗斯首演时用的版本（当时观众还吵架、打架，因为票子紧张，每场都爆满），背景上面的字是果戈理亲笔题写的；《钦差大臣》的剧本虽然被果戈理修改了很多次，但这次亚历山德琳娜剧院在中国的演出，用的是第一个版本；第二场旅馆的结构（楼梯），是根据1926年导演梅耶荷德版本的，导演当时亲自设计了这个楼梯。
这年轻的味道也不是涂脂抹粉或者美图秀秀式的，而是挑战地要在时间里活出自己的味道。《钦差大臣》从果戈理时代开始，已经经历了10个版本（第二版演出是在1883年，台词有一些不同；第三版演出是在1909年，进行了现实主义的调整；在苏联时期，这个剧目发生了很多变化，1953年斯大林去世了，演出时对斯大林去世以后的官场进行了一些讽刺，引起非常大的社会反响……）魔都人看到的这一版，诞生于1926年梅耶荷德被公认的版本，导演是现任亚历山德琳娜大剧院艺术总监瓦列里·福金，这位导演和他的每一位前任一样，从来不认为“钦差大臣”可以在哪一个时代保持静止，他说：“这部戏从1836年首演至今，始终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1980年，我曾在波兰罗兹将这部剧搬上Stefan Jaracz剧院的舞台，当时波兰的社会和政治局势正在紧张升级，我们如实反应了当时时局。因此，《钦差大臣》被看作是一部前沿的话剧作品。”即使面对梅耶荷德，他的态度也是挑战而非驯服的，“对我而言，保持讨论和探索要比谈论如何遵循梅耶荷德的指导理论更有用”。他让这一版的《钦差大臣》像一列隧道里飞驰的火车，只有一个方向——希望它在中国不要只被单纯看作一部经典话剧，而应该是一部生动的当代作品。他成功了。
这年轻的味道从何而来？这让我想起今年春天上海话剧中心的一场戏剧沙龙。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俄罗斯问题专家郑体武教授被请来谈契诃夫，教授先生哪肯只谈契诃夫，干脆把俄罗斯的民族性都谈了，而结论恰巧也是“always young”。他举的例子是，从普希金到契诃夫，俄罗斯人之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当时世界文学的先进水平。
俄罗斯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超越？跟普希金同时代的一位诗人说过：“用理智和头脑是理解不了俄罗斯的，用一般的尺度也是衡量不了俄罗斯的，俄罗斯的体格比较特殊。对于俄罗斯，你只有一种方式，就是信任它，相信它。”这是俄国人对自己民族性的总结。如果用更全球化一些的视野，可以参考弗吉尼亚·伍尔芙的一句话，“对灵魂和精神的关注”。有一种比较夸张的说法，俄罗斯人就算是去排队买菜，也会随手带上一本契诃夫。而郑教授的见闻则是，相对于物质，俄罗斯人确实更注重精神生活，比如苏联时期计划经济时代，黑市上经商的大多不是俄罗斯族人，很多是南方人，车臣或者格鲁吉亚人更愿意和善于经商。今天的俄罗斯街头，走进饭店，基本上也都是亚美尼亚人或者格鲁吉亚老板。在有关“市井”的风俗上，俄罗斯人跟传统的中国人很像，家道中落才去经商，《琵琶行》里有句“老大嫁作商人妇”，女孩家落魄了才会嫁给大款。
郑教授曾经邀请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一位专家来上海讲学，十二点的午饭过后，五六点晚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位专家却问道：“怎么又吃饭？”当被告知这是中国人的饭点儿，他仍然坚持“不能吃，吃了脑子不清楚，晚上我需要思考一下我走过的人生道路”。这乍听起来像个玩笑，“吾一日三省乎己”，尽管老祖宗教育了我们2500年，但今天做到的竟然是俄国人。他们是真的把这句话当作日常生活来对待的，因此他们聚会的时候从来不讲究排场，两根黄瓜两只番茄或者一根酸黄瓜加羊肉或香肠就可以当宴会了。这顿饭吃得有没有精神含量，这才是重要的，精神、文学和艺术是他们每天要谈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