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联是对联的一种，又叫“春贴”、“门对”，它以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荷载着人们新春的祝福与憧憬，表达着人民群众迎新纳福的美好愿望。一副副红底黑字的春联，寄托着中国人对“年”的特殊情感，洋溢着传统节日特有的喜庆与热烈，也传达着文人墨客诉不尽的乡愁和离绪。因为春联，我们的年味便愈加浓烈；因为春联，我们的乡愁遂有了寄寓……值此农历新年到来之际, “江河源”副刊特约请我省几位作家，撰写了有关春联的散文作品，且让我们跟随他们的文字，在一个个有关春联的记忆和叙说之中，去追寻和感受那新年的年味，并通过这种追寻和感受，进一步强化对传统节日的尊重、珍爱与守护之情。
——编者
腊月红
多年前，我写过一首《怀想正月》的诗歌，“怀想一个殷实的农历日子／我沉入故乡浓郁的民俗之中／……／透过栖着家禽家畜的红格子窗棂／我看见待嫁的阿妹/把春天的心事绣在花荷包上／等待娶亲的唢呐声／叩响闺房虚掩的红门／我看见父亲从大红的年画里走来／醉眼里闪烁丰盛的语言／……”描摹关乎春节的景象或者表情，无法绕过一种颜色，这便是“红”，它无疑成为此诗情愫得以宣泄的出口。不难想象，写作这首诗时，我对“红”是何等敏感和钟爱！在那物资匮乏、生活黯淡的岁月里，这抹不去的颜色，长久顽固地主宰着我孱弱而苍白的心灵，以至于今日，我仍然对于这种喜庆温暖的颜色心怀敬爱和迷恋。
我突然发现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在乡间，春节年味从腊月就已经开始，而腊月是从红色开始的。
启蒙影响大抵归咎于小时观看芭蕾舞剧和电影《白毛女》。腊月三十，喜儿盼望爹爹杨白劳外出躲债回家团圆，为的是“欢欢喜喜过个年”。杨白劳回来后，喜儿惊喜地看见爹爹买来了二斤白面，还给她买来一条红头绳，便羞涩地和爹爹撒娇让其扎在自己头发上。父女俩真挚的爱和相依为命的骨肉深情令人感叹唏嘘，但更让我眼睛和心灵一并发亮的，是那根细细的“二尺红头绳”。在漫漫白雪间，在稍显灰暗、破败、萧瑟的场景里，突然出现一抹鲜红，如一束强光瞬间穿透阴霾照亮天地，那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夺目色彩！那一点红，与其说是剧情象征意义之所在，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在农历节气中凸现和表现的强大功能——吉祥、喜气、热烈、爱、祈福纳祥、驱邪逐疫……尽管当时我对这些是懵懂含糊的,对于任何幸福我只是浅尝辄止，但那一抹红,带给我的感官冲击和享受是微妙而通透的,它出现的如此恰到好处,如此合乎逻辑。我相信每个看见那一抹红的人，都会从中找到生命最初的本真状态。
从喜儿的红里走进我父亲的红，几乎是在同一年岁，那时我可以够得着家里古董似的那张八仙桌桌面了。
每年一进腊月，村庄的人就不再离家远行，都无一例外地忙碌起来，父亲自然会夹杂其间，意味深长地说一句“到底还是来了”，然后露出不易察觉的浅笑，拖着残疾的瘸腿去乡供销社买红纸。他买下厚厚的一沓又一卷上好红纸，气宇轩昂地穿过村庄抱进家里，骄傲得像个皇帝。
父亲是全村惟一一个有文化而且会写毛笔字的人。平时除了去给别人家红白事情上写写对联外，其余时间他的狼毫笔一直束之高阁。惟有在腊月，父亲就把毛笔、砚台、墨汁悉数拿出，仔细地洗刷擦拭，又把八仙桌搬到北房屋檐下，开始摆开架势给村民写春联。这点手艺为父亲自己在村里赢得了良好口碑，也使得我的童年腊月更加丰富有趣、生机盎然。我从和我一样高的八仙桌上把父亲写就的一副副对联拿到阳光下晾晒，庭院地面上铺满了，就挂在苹果树上，搭在花园墙上，于是整个庭院就被红笼罩了。这魂游于我们日常生活与观念里的人类精神元素，此刻映亮了父亲的精神生活，曾经所有的磨难、孤寂、沉重、伤感、无奈等等，仿佛都在红里找到了归宿。
他的精神疆域和地界就是腊月的庭院，最多也无外乎是村庄。好多年以后，我慢慢意识到，我曾经乐此不疲地往返晾晒父亲手底流淌出来的那些对仗工整、平仄合律的万千气象，其实是在急切追寻春节的身影，进而在追寻与我们的心灵和命运有关的喜气和欢乐的参照物，它不仅在村里家家户户宽大的朱门上，在正堂的粗大檐柱上，而且在马厩门楣、鸡舍、老梨树、粮仓、大门照壁上。正是这无处不在的红，以独特而深邃的意象，诱发我们对于幸福美好日子的无穷想象、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