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9--3月30日，著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乔晓光先生将莅临2016中国服装论坛，与大家一道探讨讲述关于创造力的来源的问题。在乔晓光先生眼里“艺术的本质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当代艺术走到今天，单纯趋于政治化、时尚化，都有越走越窄之嫌。”以下是乔晓光先生对于艺术的陈述。
因为非遗在全世界的普及，使人们发现了文化新大陆。近一百年来，人类从抒情时代走到了叙事时代，从感性走向了理性，从战争走向了对话，从无序走向了稳定，在这种趋势下，21世纪注定是讲故事的时代，人们会坐下来，重新聆听古老的故事，思考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的生存是为了什么。
“我赶上了中国农耕文明消失前的最后的平安之夜”，乔晓光说道。“非遗受到重视，并非只是乡村文化受到了重视，也意味着我们反省自身——很多呐喊被城市的喧嚣遮蔽了，身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被我们忽略了，今天我们重新发现它。”。
2003年拍摄民间剪纸申遗片时，在陕北延川发现古老的剪纸招魂习俗.
“一个曲儿一个令，一个人儿一个命。”这句民谣像极了乔晓光的命运，不经意间陷进了那些剪纸的沟沟坎坎，再也出不来，也再不想出来。
生存与繁衍，是民间文化最基本的主题，民间吉祥艺术正是围绕这个主题形成其文化价值的选择和追求的，生存并祈求吉祥，是人类共通的普遍情感。
深入剪纸世界和剪花娘子的生活命运，就会发现吉祥和苦难的关联。苦难是吉祥的温床，民间只表现吉祥不表现苦难。这个观念我以前想都不敢想，但常年的田野调查告诉我，事实确实如此。
羌族村寨中的剪纸传人
吉祥是苦难中绽放的花朵
民间的吉祥艺术，起初多少带有一些巫术色彩，都有其功利性，在这一点上全人类都一样。艺术是为生存而产生，比如婚俗剪纸图案，鹰踏兔、蛇盘兔、蝴蝶扑瓜、扣碗、瓶里插花，都象征着阴阳相合，男女相交，化生万物。老鼠偷葡萄、娃娃抱莲花，都是生殖崇拜的遗留。
这样的价值观就影响了后世的吉祥艺术。吉祥艺术为人类的生存功利服务，目的是为了祈愿生命和生活更加吉祥，更加美好。剪纸作为吉祥艺术为什么只表现吉祥不表现苦难？因为它作为艺术更多是围绕民俗功能被人使用的，比如节日、结婚，那就是喜庆日子，而不是忆苦思甜的反省时刻。那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是举行礼仪的时刻，因此就要把最好的愿望表现出来。
2009年考察贵州黄平枫香寨革家人“哈冲”祭祀习俗时的工作照
但剪纸和女人的关系是那么深切，很多剪花娘子一辈子都是在挫折中度过，生孩子夭折，与老汉不和，在村里被人指指戳戳说克子克夫。她们首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妇女当中靠剪纸获得一点点慰藉和自信，最后剪纸也成了她们人格的象征。
每一个剪纸者，最终都和自己产生了密切的关联。有人说剪纸没有创作，就是剪一些固定的符号，其实一个文化遗产能流传上千年，怎么可能和个体、生命没有关联？
中华文明不能都沦为博物馆的文明，我们的文明仍然存在于村村落落之中，是活的实体。民族的地气在乡村。
河北邢台春分打醮乔晓光摄
剪花老奶奶们的田间炕头前，乔晓光似乎读懂了千百年来，中国乡村妇女的生活。生活的磨难与痛苦并没抹去她们身上人性的光彩，彩色剪纸中不厌其烦地繁衍着属于她们自己的隐秘幸福。
即使有战乱、灾害、饥荒、多病，生活仍要继续。当年轻的乔晓光还为“等待戈多”而困惑的时候，他发现，对于乡间的母亲们，“戈多”并不存在，等待和苦难就是生活本身。像一个剪花娘子说的那样，一生不过就是“黑了明了，阴了晴了，吃了饱了，活了老了。”生活的细节在人生的磨难里消解，生命被还原到朴素本能的生存境地里。而苦难造就了吉祥，造就了美好的艺术。这是中国妇女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