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提到理学家的著作，人们往往想到“语录”二字，语录体俨然成为理学家的标识性文体。印刷业的发达为语录体流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持，这是促成理学语录流行的外在机缘，理学家对待口传与书写的态度、理学家的以道统自任的传道使命感、迫切感以及语录体文体自身的自由性、切己性则是语录体流行的内在原因。但语录著述因其口语、口传性质而存在可理解问题、可信性问题，以及与传统的经典著作之关系问题。因语录而废经典、废文章现象，则为汉学批评宋学语录体流行之两大弊端。
As it is well known that yü-lu("records of conversations")became one of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styles of writing in the Neo-Confucianism.The boom in the so called yü-lu's popularity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highly developed printing business at that time,whereas Neo-Confucian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and urgency,the freedom and personality inherent in yü-lu style itself were its internal causes.It met many problem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such as reliability,understandabili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fucian traditional Scriptures.Neglect of Scriptures and literature caused by yü-lu's popularity were the two big drawbacks,which was usually pointed by the Han school of classical philologists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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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思想都需要相关的载体来表达与传播，这里的载体不仅是指物质层面的技术媒介，如声音媒介(口传)、纸质媒介(纸传)、电子媒介(电传)，而且也指思想表述与传递的文体形式，如诗歌、书信、论文，等等。就儒家思想之表达、传播的文体形式而论，汉唐儒学多是通过经典注疏的形式进行的，而宋明理学在传统的文体形式之外，还利用语录体表述与传递自己的思想。为何理学家与语录体结下了不解之缘？语录体的问世对理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语录体在理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它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欲就以上问题，略作考述，以就正于方家。
一、语录体与宋代印刷业
语录体的出现，可以追到《论语》，班固(32～92)在《汉书·艺文志》中就已指出：“《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李二曲(1627-1705)《四书反身录》亦云：“《论语》即孔门之语录。”但《论语》文本是以雅言为主，究竟保存多少当时师徒对话时的“口语”，还是个问题。《旧唐书·经籍志》录有孔思尚《宋齐语录》书名，该书早已散佚，明朱荃宰(生卒年不详)在其《文通》(卷二)中曾指出该书系“琐言”，“嘲谑调笑之余，用资谈柄，可助笔端”①，想其风格大致与《世说新语》相类似，但其面貌究竟如何已不得知。“王孔子”王通(580～617)有《中说》一书，该书不仅在形式上全然模仿《论语》，为对话体，亦为门人所记，而且书中语式亦仿《论语》。故该书虽可说是“语录”，但不是口语之录，在文体上更像是扬雄的《法言》一书。
语录体的兴起一般都追溯到那些重视口传的禅宗大师们。John R.McRae指出在8世纪书写的禅文本中，包括敦煌出土的文献(如神会的作品)中，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口语化的倾向。柳田圣山也指出形成于马祖道一(709～788)之后的语录体，以机缘问答的形式，表现了禅宗特殊的口语教学风格，语录体是对传统佛教的“革命”，颠覆了六朝以来佛教注经的传统，强调了佛陀教学中口传的性质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这种种带有语录性质的文本并不是以“语录”命名的，记录师徒对话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即是例证。后来流行的唐代禅师的语录体著述如《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庞居士语录》等，多是在宋以后加工形成的③。10世纪中叶禅宗开始出现语录形式，如《祖堂集》(成书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即952年，比大名鼎鼎的《景德传灯录》还要早五十多年)，该书完全用古式白话文写成，语多方言，字多简体。在北宋初期尚在流行。但其后便不复见于中国本土，亦未收入《大藏经》。
理学家的“语录”体不过是沿袭宗门，这在攻击理学的文人与汉学家眼里是共识，杨巍(1514-1605)《嘲儒》诗云：“尼父不言静，后儒何怪哉，纷纷诸语録，皆自五灯来。”(《存家诗稿》卷六)乾嘉时期的著名汉学家江藩(1760-1830)指出：“儒生辟佛，其来久矣，至宋儒，辟之尤力。然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④又如，钱大昕(1728-1804)说：“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有德而不必有言者矣。”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