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条“揭秘北京乞丐村，正常情况每月挣5千”的新闻最近让人好不安生。在很多人看来乞丐的生存环境是艰苦的，靠乞讨为生的日子是长久不了的，然而，当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如你我一样的小白领惊奇地发现乞丐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多，更有甚者通过乞讨在北京买了两套房，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已经对马路上的乞讨者充满了戒备。
因为是他们一次次攻击着我们的防线，一次次上演着“狼来了”的故事，让本以为世界充满爱的我不得不相信世界充满欺骗。
一样的歌，一样的播放器，一样的破缸子，一样的桥段，一样的打扮。
一样的走调，一样的从老远就传来“猫念藏经”，一样的几个钢镚在搪瓷缸里“当啷当啷”想个不停，一样的小女身患绝症无力承担沉重医药费，一样的用残缺的身体在地上艰辛地蠕动，一样的穷游世界钱包被抢只求两元做个公车。
你给的少了，他会破口大骂“穷孩子”；你扭头走了，他上演“抱大腿”戏码；你知道那孩子不是他的“孩子”只是他的“棋子”；你暗地里大骂“没钱你环游什么全世界”……
遭遇乞讨者的经历，不用我叙述，你的脑海里必定浮现出无限场景。
于是，我们学会了“选择性施舍”，或者变得一视同仁“拒绝爱”。
选择的时候，我们内心明确：“有劳动能力的一律不给”、“害怕受骗不敢给”、“被同类把戏骗过了不能给”……
是啊，明知道是欺骗，为什么我还要跳进坑里呢？
可迎面而来的乞丐，究竟按什么标准判断应该给钱还是不给钱呢？或者说有什么明显的证据表明他在骗钱呢？年龄、身高、性别、是否残疾等等标准不一而足，可全都无法还原事实真相。
越来越多地人明确表示“对乞丐我肯定不给钱。不上这个当，大家都不给，慢慢没有这个市场了，他们就没有了。”这种言论表面上显得明辨是非，但实际上完全没有可操作性。依靠政府？先不论政府能不能把非法乞讨（拐卖、团伙等）控制到最少，按赵本山小品里的话说“骗人把戏”那是“防不胜防”。如果每个人行善之前都要考证行乞理由是否真实和争议的话，那根本就不会有行善的行为发生，甄别乞丐真假也只是无谓的借口。
理性来说——
一个人，不偷不抢，乞讨过日，这是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社会公权力不能提供有效救助的情况下，如果一些人迫于无奈，不乞讨就无法生存，乞讨理所当然是他的权利。这样的生存权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联合国人权宣言》和《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公约》中都有规定，任何人都有选择某种生活方式生存的权利。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乞讨者，人们不应当把乞讨只视为某些特定人可以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语境下，人们认为只有这样真正处于困境中的人才可以称之为乞丐。与之相反，那些将乞讨视为“工作”，每个月收入或许还不错，有组织有规划的长期“职业乞丐”的做法被认为道德败坏，存在欺诈。但事实上，你可以拒绝这些人的求助，但他并不应该被剥夺乞讨的权利，即使这些乞丐“好逸恶劳”、“赚取同情”，法律也不能够去评价这类生活方式。
面对拾荒者/卖艺者/乞讨者三种“流浪者”生存方式，多数人会以为前两种优于最后一种。对于纯粹乞讨者，我不欣赏他选择的方式，但我理解他们当下的处境。就像汪涵《我是歌手》里的经典语录一样：“我虽然不同意你的一些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感性来说——
判断得多了，我们的心也就硬了。
我们有很多说辞，最大的一个是“他是骗子”。试想一个诈骗集团为什么会愿意招募惨老头，会愿意照应残疾孩子的穿衣吃饭，为的就是这帮“惨兮兮”能帮他们挣点惨钱。而当这帮“惨兮兮”连那点惨钱都挣不上时，便连唯一会顾著他的骗子们，都得要拋弃他了。
善良的人们总怕上当，于是不得不戴着有色眼镜“怀疑一切”。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说过，“我本想行善”这句话毫无意义，除非切实去做。是啊，“本想行善，只怕被骗”这普遍的设防心态，让欲行善者，徘徊不定，以至终止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