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课本的文言文
针对教科书中的文言文，教育界曾有过一段存废的大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不想选边站。就现行人教版教材而言，单就必修1至必修5，总共有9个单元编选的是古文（包括古诗词），占所选编课文的近一半。仅从分量上就不难看出，编选者对中国古典文化是何等的重视。这无可厚非。不过，就我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这其中也不乏一些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泥古现象过于明显。今天我们学习古文，是拘泥于古文，还是师古而不泥古？显然后者才是正确的选择。不拘泥于古文的道理非常简单，由于历史的原因，传承下来的文章，难免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作为教科书，理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批判地接受，或直接修正过来。然而，教科书在这方面似乎少有作为，常常照搬照抄。
典型的要数古文中的错别字，教科书一律以“通假字”泰然处之。这就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不少困惑和麻烦。比如默写的时候，让学生写通假字好呢，还是写错别字好？判卷的时候，开明的老师两个都算对，而僵化的老师非要学生按课文错别字写，否则就得不到分。这就造成一种反常现象：今天的学生纠正古人的错字不行，一定要跟着古人写错别字！比如杜甫《蜀相》里的一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其中的“烦”明显是“繁”的错写。课文只注释说：频烦，犹“频繁”，多次的意思。教材为什么不直接把它改正过来呢？
反过来，一些文言中不该解释的地方，教科书却不厌其烦，妄加注释，甚至画蛇添足，曲解其意，让人无所适从。比如韩愈《师说》中有一句：“或师焉，或不焉”，本来这句话很好理解：有的从师，有的不从师。可是教科书在注释中，把“不”注音为fǒu，表明通“否”，意思还是“不”。有这个必要吗？
教材文言文编写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过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先介绍一下当前中学生们的学习状况：高中一入学，文理加起来就有十几门功课，几乎每门课都有配套资料和作业，加上应试压力，学生负担十分沉重。所以国家及一些有识之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吁给学生减负。
语文情况又如何呢？除了作业，还有配套读本，并根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学生“课外自读文学名著（五部以上）及其他读物，总量不少于150万字”；五册必修书，要求在不到一个半学年内完成，基本每学期要学完两本书。而每本书里的古文，有一半以上要求背诵，古诗词更不用说了，仅必修3第三单元4篇古文就有3篇古文要求背诵——也就是说，每隔两三天就要背诵一篇课文。
这些要求是不是有点过高？过高的要求，肯定就不切实际。如果每门课都有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那这些还仅仅10多岁的孩子又怎么能够受得了？因此，我建议教材编写者们应该多站在学生角度考虑一下问题，这样的教材可能更人性化些，学生也就可能不再望而生畏。
1 2 3 共3页